所有产品

1940年代在美国调查中国青铜器的陈梦家

  今天是著名诗人、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陈梦家先生诞辰109年纪念日。澎湃新闻经授权摘发芝加哥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潘思婷(Elinor Pearlstein)《陈梦家:中国铜器,西方收藏,国际视野》一文。该文讲述了陈梦家1944—1947年于美国遍访博物馆、美术馆和私人藏家,调查中国青铜器的传奇过程,以及其重要著作《美国所藏中国铜器集录》和《中国铜器综述》的编纂和撰写背景。原附载于《中国铜器综述》(中华书局)正文之后,英文原版附载于

  1944年9月16日,陈梦家先生携夫人赵萝蕤女士登上了从昆明飞往加尔各答的客机,开始了长达两个月的赴美旅程。陈梦家本是清华大学(抗战时期在昆明并入西南联大)古文字学、历史学及古文献学副教授,赵萝蕤则时任云南大学英国文学专业讲师。他们从中日战争中地处偏远的学术避难所出发,前往芝加哥大学。洛克菲勒基金会为陈梦家提供学术资助,陈梦家与赵萝蕤需在芝加哥大学的东方语言文学系担任研究人员。对陈氏夫妇的邀请展现了基金会和大学高层令人钦佩的远见,他们认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凸显了美国需要了解东亚(尤其是中国)的紧迫性,而中国知识分子是信息和理解的重要资源。

  陈氏夫妇原计划为九个月的访学竟然延长至三年多,并对芝加哥的中国学术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延期也使两位年轻学者实现了远大抱负:赵萝蕤获得了英语语言文学的硕士和博士学位,陈梦家则对美国各地的博物馆、美术馆和私人收藏中的中国古代铜器进行了全面调查。

  陈梦家的调查是在哈佛燕京学社的两笔资助款项下进行的,完成了开创性的研究成果《美国所藏中国铜器集录和中国铜器综述》(Chinese Bronzes in American Collections: A Catalogue and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Chinese Bronzes)。陈梦家广阔的学术视野和系统的方法论为中西方学者提供了综合研究的范例,也为西方学者、博物馆和收藏家提供了实用的编目指南。

  1947年7月初,陈梦家在即将返回北京的前三个月将他的打印稿和照片交付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叶理绥(Serge Elisséeff)教授。但中美关系恶化,以致书稿下落不明。这项当时无疑为最前沿研究成果的遗失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保存的打字稿副本变得至关重要。虽然考古所在1962年出版了修改后的图录部分即《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但是《中国铜器综述》的内容一直不为世人所知。

  为配合这本令人期待已久的著作的出版,本文简要叙述一些曾激励或帮助陈梦家完成这项非凡调查工作的历史事件。本文还将关注陈梦家在美国任职期间更宏大的目标与成就——他从1944年12月下旬至1947年8月在美,其间曾对多伦多和西欧进行短暂寻访。陈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启动了一些具有突破性的学术项目,这些项目在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他在海外的经验。本文取材的基本资料包括陈的信件、演讲笔记、保存在考古所的未发表的论文以及洛克菲勒基金会在纽约斯利皮霍洛(Sleepy Hollow)的大量档案,辅助材料则包括由哈佛燕京学社、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院和其他美国大学、博物馆提供的资料。

  陈梦家的探索精神和坚毅决心反映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优势以及所面临的挑战。那是一个复杂又充满矛盾的时代,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潮流风行中国的高等教育机构和人文艺术领域。陈出生于浙江上虞的一个基督教家庭,小学和中学读的是南京和上海的教会学校。陈最初崭露头角,是作为先锋派诗人团体新月社的主要成员而闻名于世的。1923年,将西方文学的审美原则引入中国诗歌的著名作家们在北京成立了新月社,成员有著名诗人徐志摩,著名诗人、艺术家、语言学家闻一多以及历史学家、哲学家、评论家胡适,他们在很多方面影响了陈梦家。这些曾留学美国并具备中国传统思想的优秀学者,在各自的学科中寻求现代主义的表现形式,引导了20世纪20年代的白线年,陈梦家毕业于中央大学法学系,然而他此后再未继续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赵萝蕤后来回忆说,“他没有当过一天律师”。毕业后,陈梦家开始在青岛大学师从闻一多学习古代文学,陈在中央大学时曾跟随闻一多学习中国现代诗歌以及西方文学。当时,在闻一多的影响下,他的学术兴趣转向了中国经典并开始发表论文,突破旧学重新阐释中国的古诗文。1932年夏天,陈梦家陪同闻一多前往泰山旅行。泰山自古便是中国举行道教和儒家仪式的神圣之地,这次朝圣之旅可能激发或加强了陈继续从事中国古代宗教、神话和仪式研究的决心。同年秋天,陈考入燕京大学的宗教学院,当时的院长是他未来的岳父赵紫宸。

  为加强中美联系而设立的世俗大学清华大学和美国传教士建立的新教大学燕京大学,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成为国学研究的双语中心。而国学包含多种学科:历史、考古学、金石学、哲学、宗教和文学。无论是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1931—1949年在任),还是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919—1946年在任),都是开明而有远见的管理者,都在中国或美国受过高等教育,他们聘用具有活力的中国学者从事中国早期历史文化的研究,一些人专门在中国受训,但更多的人则去美国深造。稍后执教于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洪业(洪煨莲,即William Hung),最初便因其在美国接受的研究生和神学训练而受聘,很快被任命为艺术和科学院院长。洪本科时在中国古典文学领域的学习经历促使他在哈佛燕京学社展开了雄心勃勃的研究和出版项目。哈佛燕京学社成立于1928年,行政总部设在哈佛大学而学术中心在燕京大学。

  在司徒雷登和洪业所任命的众多知名和卓越的学者中,容庚应当在陈的早期学术生涯中占据重要地位。容庚是燕京大学中国古文字学教授,也是燕京大学《燕京学报》的主编。他编著的中国古代铜器铭文字典《金文编》于1925年出版。在容庚门下学习之时,陈不断获知私人、博物馆收藏及出土发现的铜器资料,他对中国古代宗教信仰和仪式的研究激发他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寻求主要研究材料。当时的出土发现主要是偶然发现或者盗掘,仅有安阳等地的遗址有考古简报等出版物。陈在研究生阶段的早期协助容庚编纂了1935年出版的《海外吉金图录》。这本书旨在对日本收藏的中国铜器进行调查,容庚设想有一天能将美国和欧洲的中国铜器收藏也合并进来。然而,日本对中国华北的入侵终止了这个计划。

  陈梦家研究和分析了容庚那些具有极大影响力的著作以及孙海波1934年出版的《甲骨文编》,同时,他也熟读了李济等中国考古先驱学者的著作以及欧美汉学家的相关著作,特别是芝加哥大学顾立雅教授(Herrlee Glessner Creel),斯德哥尔摩远东古物博物馆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和伦敦大学叶慈(Walter Perceval Yetts)的论著。陈对西方学术研究的看法在他与这些人的通信当中有所反映,这些无疑获益于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宽厚的科研条件以及当时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的支持。袁同礼本人在纽约获得研究生学位,曾在华盛顿的美国国会图书馆为中文书编目,并曾在英国伦敦大学历史学院学习。

  陈梦家于1936年获得燕京大学硕士学位后,留任哈佛燕京学社继续从事研究工作。1937年,他受聘于清华大学。当时,清华大学因闻一多等人的成就而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占据领先地位。同年7月日本侵华,清华大学师生被迫南迁长沙,在衡山附近建立了临时的艺术学院。1938年2月,大学流亡至昆明。在这个遥远的边陲之地,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天津南开大学合并建立了西南联合大学。

  毕业后,在北京不到一年(1936年至1937年7月)、在衡山三个月(1937年10月至12月)、在昆明六年(1938年至1944年,最初在附近的蒙自)的颠沛流离之中,陈梦家教授古文献及古文字课程的同时,还在《燕京学报》、《清华大学学报》和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图书季刊》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商周文献、文物以及信仰研究的重要论文。正如后来他在《美国所藏中国铜器集录和中国铜器综述》的序言中回忆的那样,这部著作的提纲是在艰苦的战争条件下、在昆明郊外一个简陋的小屋里草拟的。

  1938年10月在昆明重新定居后不久,陈梦家就写信给当时刚刚被任命为驻美大使的胡适。信中陈大致介绍了自己最近的教学和研究情况,然后表达了想去美国大学工作和学习的愿望。陈梦家认识到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历史关头,他确信想要全面了解中国的过去,就需要将考古学和人类学等西方学科引入中国传统的文本研究领域,如历史、古文字学和文学批评等学科,中国的专业化研究虽然很重要但先天不足。陈认为如果孤立研究个案,学术就缺乏活力和创造力。陈梦家向胡适阐述了自己的理想:希望出国了解西方研究模式,有奖学金支持或者在大学博物馆、图书馆的工读职位都行,赵萝蕤可以同时进行她的西方语言文学学业。

  陈梦家敏锐地发现具有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中国铜器正逐渐地进入美国和欧洲的收藏。这些铜器特别是有铭文的器物,值得进行深入研究和出版。1936年,他继罗振玉、吴其昌、郭沫若、唐兰等几位前辈之后就弗利尔美术馆最著名的藏品西周早期令方彝发表了研究论文,令方彝铸有一篇记载详细的铭文,据说1929年在洛阳附近的马坡出土。1937年中,陈发表了《禺邗王壶考释》。两篇文章都展示了陈梦家后来学术研究的特点,即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注重铭文的语言学和历史学阐释,同时兼顾功能分类、装饰风格和出土信息的相关问题。

  陈梦家的许多参考资料可能是袁同礼提供的。袁同礼战时是国立北平图书馆在重庆和昆明分馆的馆长,并在西南联大重建图书馆。袁同礼在北京时帮助故宫博物院发展学术研究以及建立档案设施,并在建立中国博物馆协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袁同礼还试图收集西方所藏一系列中国精品文物的档案,以便中国学者利用西方公布的材料。1934—1935年袁同礼在出访北美和欧洲的九个月中开始收集中国铜器的照片和出版物,回到中国后他和他的工作人员向西方博物馆和私人藏家发出了各种索要照片与图录的请求信。最初这些信件发自北平,日本占领北平后改从上海和昆明发出。袁同礼的照片档案以及中国古董商人的售卖记录,都在提醒陈梦家西方收藏的中国铜器包括容器、兵器、铜镜、雕塑和杂器的数量和质量在不断上升。

  1940年春,袁同礼请陈梦家整理收集来的铜器照片,并参考历史、文字和考古相关知识进行注释。陈在收录了150件铜器的图录中分别写了中文和英文的前言“中国铜器概述”和“Outline Study of Chinese Bronzes”,文章题目相似但内容有所不同。这些文章一并讨论了历史学、礼器及其他铜器的分类及风格、铭文的内容和书法风格等问题。第一集图录中包括150件铜器,其中有美国三个收藏单位的57件藏品:堪萨斯城的纳尔逊美术陈列馆18件,巴尔的摩市华尔特美术陈列馆4件,最著名的芝加哥美术馆则有35件。此书由容庚题签,袁同礼作序:

  我国古物历年流失于国外者,不可胜记。近人虽有《海外吉金图录》诸作,乃收藏既不限于一隅,征访更非朝夕所克奏功,偶获吉光片羽,诵览者犹以未窥全豹为有憾也。民国二十三年适有欧美之行,爰从事调查列邦所藏之中国古器物,稿已盈尺,未克刊布。二十五年复承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之委托,乃继续征集;本拟将影片记录,分类刊行,工作未竣,而卢沟变作,进行事宜,胥受影响。本年春乃将铜器部分,重行整理,并承陈梦家先生之赞助,编成图录,分集印行。今后仍当继续采集,蕲成全帙。先民遗物,纵不获睹其真形,亦应识其影象,承先考古,因质见文,非仅为艺术玩赏而已。惟是散布既广,兼有迁移,展转访征,颇需时日;且原器之款识文饰,既不获一一摄取,色彩斑斓,合金成分,又非影片所克具传,安得遍叩公私藏家之门,而一一为之摩挲鉴别耶?是可憾也。然海外诸收藏家,不秘所藏,惠然示以影片,俾斯集得以印行,其盛意良可感矣。民国二十九年六月袁同礼

  随后,陈梦家声明自己受国立北平图书馆之托编辑此书,此书为《海外中国铜器图录》系列的第一集,属于国立北平图书馆中国青铜器和其他考古学文物丛书。但二战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致使第一集直到1946年才出版。

  芝加哥袁同礼调查西方收藏的中国铜器资料的理想因陈梦家获得经济援助可在美国长期停留而得以实现。1944年陈梦家在清华大学同事金岳霖的帮助下获得第一笔资助。金岳霖是中国杰出的形式逻辑学家。当时,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处资助金岳霖回母校哈佛从事一个前沿交流项目,而费慰梅(Wilma Fairbank)正在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处任职。

  费慰梅的丈夫是哈佛大学历史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时任美国国会图书馆远东代表,与袁同礼密切合作以支持在战争威胁下的中国学者继续从事学术研究。他们一起在美国援华的项目中为陈梦家争取到基金支持。金岳霖致信洛克菲勒基金会人文部门负责人、芝加哥大学前副院长戴维·哈里森·史蒂文斯(David Harrison Stevens):

  上次我在纽约时,曾向您提到我同事陈梦家想来美国的愿望。在其所从事的古代中国历史和语言研究的领域中,他是年轻而才华横溢的学者。他下一个学期开始休假,但是他想在这里停留更长的时间,以便自己更多地了解美国及其他国家在其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同时学习更多的技术和方法。不知您是否知道各大学的中文系有无空缺职位。对于您提供的任何帮助,他和我都将十分感激。史蒂文斯提议,金岳霖可以将陈介绍给芝加哥大学。在此任教的顾立雅后来因为战事前往华盛顿的美国情报局工作。他从事中国古文字学和青铜时代文学的研究,与陈梦家的专业相近:

  关于您直接建议同事陈梦家在美国停留一个学习期。除了洛克菲勒基金会将来可能提供的机会之外,我还有两个建议:一是你应该与叶理绥谈谈,然后是与芝加哥大学的人商洽。你的朋友是顾教授研究领域的专家,他最终会发现在芝加哥大学所能利用的资源堪比哈佛大学。1944年6月30日,芝加哥大学的约翰·艾伯特·威尔森(John Albert Wilson)电告陈梦家,自1944年10月起,将提供给他为期九个月的研究合作:

  今天给您所发电报如下:“芝加哥大学自十月起提供您为期九个月的研究教学职位,包含您和您妻子的旅费及生活津贴。随函奉上。”

  芝加哥的职位要求教学和研究。我们希望您能够参考远东地区目前的情况,做一些教学工作。如果您也希望在您自己的古代文学领域工作,我们也可以安排。我们中文书图书馆也可能提供一些工作机会。我们会保证您有足够的时间从事自己的学习研究,这样您在这里的时间将有利于您的发展。

  这个职位从1944年10月1日开始,定为副研究员级别,为期九个月。资助金额总额为7700美元,其中不含您和陈太太的往返旅行费用。我想您会立即协商赴美事宜,我会尽力提供给您必要的资金以确保您和陈太太的旅行。

  在芝加哥大学,您将与负责我们中国教学与研究计划的邓嗣禹博士一起工作。如果您能回复“接受”这个词给我,我将十分感激。

  威尔森是芝加哥大学的埃及学教授和东方学系主任。芝加哥大学东方学系有一个著名的博物馆和研究中心,成立于1919年,用于古代近东的艺术和考古学的研究和展览陈列,但其学术课程的范围近来也扩大到东亚地区。威尔森和史蒂文斯明智地草拟了条款,以弥合陈梦家的古代历史文学研究背景与洛克菲勒基金会所要求的当代亚洲研究方向、中国教育部所要求的有益于国家间的距离,陈梦家在芝加哥大学的工作是把促进现代中国研究与教学作为其古代研究的目的之一,并参加组建大学的远东图书馆。而为了履行对中国的服务义务,他将在一年内回到西南联大。然而,陈梦家希望在美国停留更长的时间,用金岳霖的话来说是为了“学习更多的技术和方法”。

  战时交通状况延迟了陈梦家和赵萝蕤抵达芝加哥的时间,当时已经是11月24日,是大学的秋季学期。作为东方语言文学系的研究员,两人都需要兼职教学工作。陈梦家主持中国古文字学讨论课,赵萝蕤则负责中文口语课程。由于他们延迟抵达,大学行政部门将其停留时间延期至夏季学期,于1945年9月中旬结束。

  陈梦家从芝加哥发给顾立雅的早期信件显示他希望能在美国停留更长的时间。这些信到达时,关于美国所藏中国铜器的调查已有详细计划,尚未实施。顾立雅当时将要留在华盛顿政府且接着学术休假,到1946年9月才能回归。陈梦家在信中提到了他的初步目标:

  我的休假时期为1945—1946年,所以我可能在美国呆更长的时间。在过去的七年里,我写了一些关于铜器、《尚书》和古代年表的著作。它们几乎未出版,但我带来了这些手稿,希望我们见面时您能看到。我在此的计划是继续我的研究并有机会参观保存在美国的铜器和甲骨。您是否可以介绍一些收藏家和博物馆馆长以便我电话联系他们?

  很高兴得知您已在芝加哥大学,并且能够减轻邓教授目前的工作负担……现在,有一位杰出的同事,他不会再有理由过度工作了。……我真的很伤心,我在华盛顿这里。如果我在那里,我们可以就有关古代中国的各种问题展开有趣的讨论。……至于私人收藏的铜器,我几乎没有看到过。没有去访查过,我的一无所知应当受到批评。至于博物馆馆长,恐怕我所知道的大多数博物馆馆长都已经因为战争而离岗了。但你会发现博物馆很欢迎前去拜访的学者……

  现在我在此地的工作非常清闲,下学期(正月二日起)只教一门文字学,其他自己研究。我想整理一下旧稿以外,多去听一点历史学、人类学和埃及学的课。我自己想要做的事,大约有三项:一、把我的文字学讲义改编成一本英文的课本;

  第三项是陈梦家的主要目标,即最终形成一个铜器信息的资料汇编,除此之外,陈梦家也将完成上列的所有计划。到达芝加哥大学后不久,他便开始旁听人类学和考古学的课程。他参加了人类学系的研讨会,并与人类学系近东和美洲文明研究领域最著名的专家们结下深厚友谊。这些教授是在人类学领域进行科学调查的先驱,许多人还在各自的研究地域中有过田野考古工作的实践。

  考古所保存了陈梦家题为《中国文字学概述》(“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Paleography”)的讲义,有两个副本。这些资料很明显是他文字学教材的初稿。讲义包括两个主要部分,历史调查和结构,每一部分又细分若干章节。每份手稿(共112页)都有他的一个学生的手写注释。同样地,他关于青铜时代的许多历史见解都在《中国铜器综述》中有详细的阐述,特别是在第九章和第十章。其中一些观点在《伟大的周》(“The Greatness of Chou”)一文中又大致重申了一遍,此文收入芝加哥大学出版的一本选集。

  3月份出现了第四个意想不到的项目。芝加哥艺术学院东方艺术馆馆长查尔斯·法本斯·凯利(Charles Fabens Kelley)邀请陈共同为博物馆藏中国铜器撰写目录。凯利是一个聪明又充满活力的学者,但在中国语言和历史方面没有任何学术背景。他只是在建筑设计和版画方面接受过训练。他们二人的合作卓有成效:凯利贡献了一般读者可以理解的对器形设计的描述,而收藏中大量的殷商与西周的有铭铜器则正是陈梦家的研究对象。除了在注释中对铭文进行翻译,陈梦家还写就一个简短但内容丰富的《评论》,他简要阐述了在《中国铜器综述》中将集中处理的细节,比如铜器的年代、功能、分类命名等问题。陈梦家一丝不苟的学术态度为他在中国铜器专家中赢得了广泛的知名度,并使他获得了与西方著名学者——芝加哥大学路德维格·巴克佛(Ludwig Bachhofer)之间持久的友谊。1945年4月陈在给费慰梅写信时指出,他和巴克佛开展了一个严肃的学术实验,“我们试图从不同角度,从设计和装饰,以及我从铭文和历史方面进行分析统计,看看我们是否会在更精确的分期上得到相同的结果。我们已经分析了大约一百件青铜器,有了非常有趣的结果”。陈梦家表示,他和巴克佛主要专注于有铭的西周铜器,他们“在铜器铭文与形制风格研究方面展开辩论,虽然始于不同的角度,但仿佛两者都基于欧几里得几何理论并追求欧氏精度,最后意见统一了”。

  计划与资金然而,对美国收藏中国铜器的全面调查仍然是陈梦家最主要的工作。在抵达芝加哥后,陈立即展开调查。1944年12月下旬,他和赵萝蕤拜访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初级研究员韩寿萱。韩寿萱引领陈氏夫妇参观了博物馆的中国艺术馆。很有可能是他们共同的朋友胡适安排了这次会面。更重要的人脉介绍随之而来。包括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国艺术馆馆长普利斯特(Alan Priest)、纽约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扎尔莫尼(Alfred Salmony)、纽约大学教授布瑞顿(Roswell Sessoms Britton),他们都在中国研究领域有着丰富的经验。陈梦家还结识了卢芹斋。卢芹斋是在美国和欧洲享有盛名的大古董商,在纽约和巴黎都有分店。在陈梦家拜访完他们要回芝加哥时,这些纽约的学者们将陈介绍给美国最著名的早期中国艺术品收藏家之一——明尼阿波利斯的皮斯百(Alfred Fiske Pillsbury),陈可以在回芝加哥途中拜访他。

  在热情的鼓舞下,陈与当时在华盛顿国会图书馆工作的袁同礼取得了联系。袁同礼强烈建议陈梦家将目录提交给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叶理绥。1945年2月,陈向叶理绥提交了一份详细的计划书,其中他设想了一份关于美国收藏古代中国铜器包括容器、钟、铜镜和兵器情况的全面而详细的研究报告,这份报告将成为“西方博物馆馆长和私人收藏家”手册。通过分析铭文、器物形制和花纹的类型特征,陈梦家断言他可以为这些铜器断代,数量估计总共有五百,而且准确程度要高于过去的学者包括京都大学的梅原末治的工作。陈无疑提及了梅原末治1933年的辉煌著作——《欧米蒐储支那古铜菁华》,此书是当时关于西方公私收藏古代中国铜器的最全面的图录。

  1945年4月初,哈佛燕京学社为陈梦家提供了一笔3000美元的补助金,以延长他在芝加哥停留的时间(1945年7月1日至1946年6月30日)。由于叶理绥的推荐,这笔补助金中包含了美国学术社团委员会(一个著名的学术组织联合会)补贴的1000美元。陈梦家终于可以对美国所藏中国铜器展开系统调查了。

  陈梦家已经获得了不少照片,同时卢芹斋、皮斯百、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弗利尔美术馆也都许诺会提供大量照片。大概是在袁同礼或凯利的介绍下,陈梦家1945年4月在芝加哥首先见了弗利尔美术馆主任温利(Archibald Gibson Wenley)。甚至在经费拨付之前,陈梦家就访问了堪萨斯城的纳尔逊美术陈列馆,这是他搜寻的另一个主要收藏单位。他还将搜求范围扩大至美国境外。陈梦家在拜访加拿大多伦多安大略皇家博物馆东亚藏品管理员怀履光(William Charles White)之前,致函请求对方提供甲骨和铜器的照片。作为在中国河南省传教的圣公会传教士,怀履光主教从无考的遗址中收集了大量的文物。认识到梦家学术研究的重要性,怀履光立即提供了一份临时工作机会,只要洛克菲勒基金会确保资助,就可以让陈梦家研究博物馆的大量收藏。怀履光对陈梦家学术研究的信任马上在西方其他馆长及教授中传播开来。

  调查1:1945年6月30日至8月10日1945年7月和8月初,陈对东海岸和中大西洋州的收藏进行了第一次系统调察。信件、费用报告和博物馆客人登记记录可以重现他的行程,表明他很快就与大多数收藏家、馆长和古董商安排了见面。这些人对他随后两年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7月2日至5日——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与馆长温利进行了第二次面谈。温利是美国博物馆专业人士中曾经访问过中国青铜时代遗址的少数人之一,他受过语言学及碑铭学方面的强化训练,因此他对青铜铭文可以进行细致的研究。温利当时刚刚完成弗利尔美术馆藏铜器的一份学术性的目录,他非常认同陈梦家项目的重要性。陈的这次拜访是他四次访问弗利尔美术馆的第一次,他为《美集录》选择了51件铜器。

  7月5日至6日——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和费城艺术博物馆。陈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研究助理、费城艺术博物馆馆员李(Jean Gordon Lee)见面。在陈梦家留美期间,李向陈提供博物馆目录及销售目录,并以陈梦家的名义向私人收藏家和基金会写信查询,加快了陈梦家的研究进度。

  7月7日至20日——纽约,中国画廊。其秘书长魏格(Harald G. Wacker)收购了荷兰著名古董商杰·利开普(Jan W. A. Kleijkamp)的库存。陈从这个短命的的画廊中选择了30件铜器用于他的《美集录》。尽管它以“中国画廊”命名,但其藏品专注于西方艺术。

  陈梦家在这次旅行中也遇到了卢芹斋,此后接触明显频繁了。实际证明,陈梦家在纽约会面的所有人中,只有卢芹斋对陈梦家的调查最有帮助。卢芹斋从他在纽约和巴黎的画廊档案中为陈提供了数百张照片,以及主要公私收藏者的口头和书面介绍、通讯地址。他还让陈梦家查看了欧洲收藏家寄存的铜器。接下来的两年里,卢芹斋的助手弗兰克·考罗(Frank Caro)翻拍西方公私收藏寄给纽约卢芹斋画廊的铜器照片,又拍摄了数百件铜器铭文的拓本,以满足陈梦家编纂目录的需要。

  7月下旬—7月初——马萨诸塞州剑桥和波士顿。陈集中访问了哈佛大学的福格美术博物馆。在那里,他研究了温索浦(Grenville Winthrop)的非凡遗产,从中选择了29件铜器(几乎全部是容器)用于出版。在波士顿,陈会见了美术博物馆馆长富田幸次郎,他根据陈梦家的要求开始记录该馆所藏所有铜器的信息——登记号、尺寸、前主人姓名,后来还协助陈梦家确定和注释日本参考书书目。然后,陈前往罗得岛图案学校,其博物馆提供了一件铜器。陈梦家又到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首次拜访毕德威尔(Raymond Bidwell)夫妇,他们为他的《美集录》提供了五件铜器以及他们收集的大量中国铜镜和陶瓷的照片。

  总而言之,为了能立即得到回复,陈梦家在哈佛大学花了两个多星期完成了一份详细的调查问卷,邮寄给美国的博物馆馆员、收藏家、古董商以及怀履光和高本汉,以备将来参考之用:

  亲爱的先生:我很高兴能写信征求您的合作。在哈佛燕京学社主持下,我正在编写一本中国青铜器的资料汇编(不含用于佛教的铜器)。

  你会发现函内有空白表格一张,如果您能填写此表并寄回上述地址,那么您就是施惠于我们了。

  这项工作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对每件铜器都要采集足够的照片。在某些情况下,需要多个角度拍摄并附加细节拍摄。当然,我是准备为这些照片支付费用的。照片需要亮膜冲洗。

  我完全意识到表格中有几条不用填写,无论怎样,我恳求您的善意,我将毫不犹豫地把您的配合当作您对国际学术的贡献。

  对于每一件铜器,陈梦家都要求描述形状和装饰,评估保存现状,提供历史参考信息:出版物、前收藏者、已知或传闻的来源地。对于每一件有铭铜器,他还要求提供铭文的照片、用墨水或碳笔制成的拓本或者摹本。年代和地理分布两项需要空着不填。

  1945年9月中旬陈梦家收到了第一份寄回的调查问卷。他发现自己最初拟定用6个月的时间来收集他所需要的资料是不够的。他既没有预料到美国藏品中中国铜器的数量之大,也没有预期到提供资料的博物馆人员、摄影师以及相纸在战后会出现短缺。有的博物馆寄来了可用的照片、拓本和部分填写的问卷,还有一些人,感觉自己学术上修养不足或被工作量吓退,寄回未完成的问卷,并鼓励陈梦家亲自前往收藏单位进行他的研究。

  到1945年11月初,陈梦家自己也意识到,美国的中国铜器收藏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但也确实能保证“对青铜器形制、风格、年代及地理分布进行系统的研究”的需要。他那时可能已经决定限定其目录只收录容器,可能还有钟,但仍然收集所有非佛教铜器的照片,包括铜镜、小型雕像和杂件等材料。

  调查2:1945年11月下旬至1946年2月初在接下来的十五个月里,随着第一次调查结束,陈梦家又在中大西洋州、新英格兰州展开了另外三次调查。陈梦家第二次旅行增加了马里兰州的乔治敦和巴尔的摩、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和伍斯特城、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纽约的柏弗罗和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等地的公私收藏。

  这一调查开始之初,1945年11月30日,陈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发表题为《中国青铜器的形制》(“The Style of Chinese Bronzes”)的演讲。对于有铭青铜器,他主张将器物形制与铭文研究相结合,把有具体出土地点的资料整合起来。他的演讲是由卢芹斋提议、美国中国艺术学会赞助的,后者是美国最著名的学者、收藏家以及古董商不久之前创办的一个私人组织。由于会中的许多成员将为陈的《美集录》提供铜器或将陈梦家介绍给其他藏家,本次会议双方互益。

  到1945年底,陈梦家在大约三十家美国博物馆里看到了意料之外的铜器收藏。这迫使他重新评估他的时间表以及摄影、旅行费用。1946年2月下旬,陈梦家请求哈佛燕京学社补助金能资助他在美国延期到第三年。根据叶理绥的建议,哈佛燕京委员会为陈梦家提供了第二笔研究经费,1946年7月—1947年6月有效。而他在清华大学的学术休假也相应地延长。陈梦家在芝加哥大学有一间办公室,作为无薪的助理研究员兼职授课。

  调查3(1946年6月中旬至7月中旬)和调查4(1946年10月下旬至12月初)截至1946年4月,陈梦家已经收集了两千多张美国所藏中国铜器的照片。这些收集到的材料使陈梦家认识到还有更多的藏品等待去发现。他目标坚定,旨在重新审定一些藏品,尽可能多地找到新的铜器藏品和相关档案。第二次拨款使陈梦家得以在1946年夏季和秋季对中大西洋和东部各州展开第三次和第四次搜求铜器的调查。第三次调查他依次到访了纽约、普林斯顿、费城、华盛顿特区和剑桥等地。第四次则是依次前往普林斯顿、费城、纽约、剑桥和华盛顿特区。

  但陈梦家并非只在东部地区开展调查。他利用课外的周末时间和休息间隔来调查中西部地区的主要公私收藏者。除了经常打电话给芝加哥艺术学院、菲尔德博物馆(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前身)和芝加哥的布仑代奇(Avery Brundage)之外,陈的通信揭示他曾访问明尼阿波利斯、堪萨斯城、圣路易斯、克利夫兰、底特律和安娜堡(密歇根大学)以及其他城市。

  普林斯顿大学200周年庆典之东方学术国际会议,1947年4月1日至3日1946年陈梦家三次前往普林斯顿,主要目的是建议乔治·罗利(George Rowley)教授在大学200年校庆时举办一次关于远东文化与社会的学术会议——一个以中国为重点的全面的、系列的、多学科论坛。会议由艺术史家罗利以及耶鲁大学政治学家戴维·罗伊(David N. Rowe)共同筹办,旨在关注艺术和考古学研究史以及哲学、人类学、地理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当前发展,探讨战后世界中国学术面临的挑战与机遇,罗利就学术小组及筹办展览等事宜询求了陈梦家的建议。

  陈梦家与扎尔莫尼同在“艺术考古组”,他的发言题目是《关于中国铜研究的一些建议》(“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Bronzes”)。他强调了将铭文、地理分布和铜器组合信息进行整体分析的重要性,以及在铜器组合的基础上研究纹饰与形制变化的重要性。所有论点在《中国铜器综述》中均有重申。他最后希望在中国进行进一步的科学发掘,并与不同学科的汉学家加强国际合作。

  陈梦家还与袁同礼及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其他联络人合作,帮助罗利举办了国立北平图书馆藏书在美国的第一场展览,主要是艺术和音乐方面的书籍。这些书籍1941年从日占区上海发出,为了战时保管运送至华盛顿国会图书馆。陈梦家同时还计划帮助罗利举办一场中国铜器展览。罗利考虑了很长时间但最后认同了陈选择展品的意见。除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纳尔逊美术陈列馆以及柏弗罗科学博物馆的藏品之外,陈还从多伦多安大略皇家博物馆,以及在卢芹斋的帮助下,从为《美集录》提供照片的古董商及私人收藏家那里借展了二十件青铜器。画廊收藏的照片记录了这次展览的一部分,该展览有一个目录,但没有看到出版物。

  对于陈梦家来说,这次会议及时而又意义重大。它让陈梦家与清华大学同事们又团聚了,特别是哲学家冯友兰和建筑史学家梁思成,他们当时分别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和耶鲁大学教书。这次会议向欧美最杰出的汉学家们介绍了中国铜器,最重要的是也导致了更多的中国铜器被欧美收藏。

  完成和提交从普林斯顿回来后,陈梦家集中花费了2个半月完成手稿,同时博物馆馆员、收藏家和古董商还在继续向陈寄送他们新近收购铜器的照片。其中,波士顿美术馆3月从卢芹斋处买来的一件三足鬲上的铭文使陈梦家能确切地断定此器为鲁国第四任国君鲁炀公(前994—前989在位)铸造的铜器。陈梦家立即将它添加到《美集录》中,并把他的研究交付扎尔莫尼,发表在下一期的《亚洲学刊》(

  Artibus Asiae)中。1947年7月初,在收到洛克菲勒第一笔资助在芝加哥开始工作和学习的三年之后,陈梦家最后一次到访哈佛大学,交付他的手稿、照片、对应的器物编号、比较数字、铭文拓本以及详细的“排印指南”。“陈梦家为这部名为《美国所藏中国铜器集录和中国铜器综述》的著作付出了非凡的努力,这部书稿包括近600页的文本和一份目录,其中记录了来自37个机构、76名私人藏家和画廊的850件青铜器。随着接下来的出版,陈梦家真正的成就将为中国和西方学者所利用,他的成就在当时达到了最高水平。

  需要注意的是陈梦家为英文读者把附注的书目、历史和文化概述、专业学者所需的有关古文字学和铭文的详细讨论均附上英文翻译。最后一部分是他在芝加哥大学教课时自编的教材。对于博物馆馆员而言,“术语”一章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精确而标准化的视觉描述性词汇表。

  目录几乎只收录了容器,但也包括钟和几件工具,如匙和长柄勺。无铭铜器仅仅记录了简短的登记资料,但是有铭铜器特别是那些根据铭文可以系联组合的铜器,则有非常详细的注释。中国及外国收藏的出处,不论私人还是古董商,有则必备。这些记录可在索引中相互参照。每件器物都有图片,此外附录中还有79件器物以及450余个铭文及纹饰图案的拓本。

  多伦多安大略皇家博物馆(1946年3月)1945年4月当陈梦家第一次致函安大略皇家博物馆馆长怀履光索要铜器和甲骨文照片时,他计划完成一个更加全面的资料汇编。如前所述,怀履光认识到了陈著作的重要性,立即为陈梦家提供了一份在博物馆的临时工作岗位,以便陈梦家可以研究博物馆可观的收藏。但是1945年10月初收到陈梦家的调查问卷后,怀履光诉苦说要提取、清查和拍摄照片需要巨大的人力物力。那时,陈期望能在年底前完成他对美国藏品的研究,于是就向怀履光、叶理绥以及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史蒂文斯提议,他将来可以专门开展对安大略皇家博物馆铜器藏品的全面调查。在史蒂文斯和他的副总马歇尔考虑如何资助陈的新计划时,怀履光敦促陈梦家访问多伦多,调查安大略博物馆的大量藏品以确定其研究范围。

  1946年3月,陈梦家和怀履光对安大略皇家博物馆藏据说出土于河南省安阳、洛阳、金村、辉县和浚县等地的商周铜器、甲骨、玉器和陶器进行了初步调查。这些藏品的深奥和档案所显示出的重要性让陈梦家印象深刻,而陈的方法论也使怀履光对其提出进一步研究和出版的建议很有信心。在陈梦家的调查中期,怀履光写信给马歇尔:

  ……他是一个勤奋又利落的工作者,在调查中非常细心,也非常彻底,对事实有很好的判断,从不妄加臆断,所以他取得了很好的进展。与他合作非常快乐,我很高兴能看见他有新的进展。在我看来,陈教授在中国考古学领域非常杰出,我觉得自己至今还没遇到任何人在这项工作上能与他匹敌。怀履光对获得哈佛燕京学社或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非常乐观,他批准陈梦家使用大约五百张馆藏铜器照片的请求。预计自己即将离开加拿大前往中国开展战后传教工作,怀履光还建议陈梦家考虑在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和多伦多大学同时任职一年。怀履光表现出一种无限信任的姿态,他还提出陈梦家可以对他1934年出版的《洛阳故城古墓考》(

  Tombs of Old Lo-yang)一书进行增补与修订。回到芝加哥后,陈梦家意识到如果同时开展多伦多的整理工作,那么他肯定无法完成手上的资料汇编。于是陈梦家写信给怀履光悔约,同时也向叶理绥和马歇尔大胆承认了自己的力不从心。陈请求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的资金支持他在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停留一个月以便收集更多的资料。陈回到北京后提出,他将把这些材料纳入将来在美国或中国出版的图录里。陈认为《美集录》“会告诉中国学者,在美国和加拿大存有很多他们未知的铜器资料”,这一观点马歇尔非常赞同。1946年10月,他和叶理绥联合批准了1000美元的资助,由洛克菲勒基金会支付,哈佛燕京学社管理,以供陈梦家完成第二年在安大略皇家博物馆的调查工作。

  然而陈梦家无法看到这个计划实现。怀履光于1946年4月离开了多伦多,前往中国继续他的传教工作,他真诚地承诺将在加拿大和中国帮助陈的研究,他甚至愿意帮助陈出版一种或更多著作。然而等到1947年7月中旬怀履光回国时,也许出差一年让他疲惫,考虑到相对有限的工作人员以及自己即将退休,他意识到陈的项目要求太高,于是他撤回了早前为陈梦家将来的研究和出版重检库存器物、查阅博物馆档案并提供照片的承诺。至于先前拍摄的照片,用怀履光的话说,“因拍摄匆忙以至于冲印效果不如我们所期望的那么好”,陈梦家研究和出版计划突然搁浅了。

  欧洲(1947年8月)在收到怀履光的信之前,陈梦家已决心进一步扩大他的西方学术视野。自1945年秋以来,在给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以及一些欧洲学者(包括斯德哥尔摩的高本汉以及伦敦的叶慈)的信件中,他表达了希望去欧洲考察的愿望。1947年1月,陈给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史蒂文斯写了一封信:

  ……美国和多伦多意想不到的宝藏鼓励我将我的工作延伸至英国和欧洲大陆。那么,我便可以完成中国铜器在全世界范围内收藏情况的调查。我希望这些材料的收集和编辑对中国和西方学者都有价值。虽然清华大学要求我明年秋天恢复教学,但我已经与人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博士谈了我的计划并申请续延六个月的短期休假。他看到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愿意竭力帮忙,完全同意了我的请求。陈梦家在春天完成了美国资料汇编的工作,之后,开始寻找欧洲战后博物馆和私人收藏者的信息。陀里多艺术博物馆(Toledo Museum of Art)的助理馆员、《欧洲博物馆藏东亚艺术品初步调查》(

  Preliminary Survey of East Asiatic Art in the Museums of Europe)的作者布莱尔(Dorothy Blair)向陈梦家提供了一份清单,包括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丹麦、瑞典和挪威等国的博物馆、私人藏家和学者,还提供了一封介绍信。卢芹斋也向陈梦家提供了其巴黎画廊藏品的照片,并承诺向陈引荐欧洲可以拜访的收藏家和博物馆馆长。在接到怀履光那封令人失望的信之前,陈梦家已经获得清华大学延长其三年学术休假的批准,他请求洛克菲勒基金会将以前资助多伦多研究的资金转付他期待已久的欧洲之行。7月下旬,基金会同意修改他的补助金条件。1947年8月1日,陈梦家从纽约飞往伦敦,打算相继访问英国、法国、瑞士、荷兰、丹麦和瑞典。他把在巴黎和斯德哥尔摩的行程均限制在一周以内,而在伦敦及周边地区则安排了两个星期。这样安排的原因可能是卢芹斋和其他人告诉他欧洲的主要藏家要么离开欧洲(避战)还没有回来,要么还没有收回他们战时保存的财产,也可能是由于预算的限制。

  到达中国驻伦敦大使馆后不久,陈梦家收到了阿姆斯特丹的赫伯特·威瑟(Herbert Visser)和牛津大学主攻中国文学、哲学和宗教的著名历史学家欧内斯特·理查德·胡斯(Ernest Richard Hughes)的欢迎信。胡斯在普林斯顿大学200周年庆典上发表演讲时,曾邀请陈梦家前往牛津博登图书馆(Oxford’s Bodleian library)检索中文书籍,并参观该大学的阿斯姆布尔和皮特·瑞文博物馆(Ashmolean and Pitt Rivers Museums)。陈的后续通信表明,他在伦敦及周边地区也见到了叶慈,而且杰弗瑞·海德利(Geoffrey Hedley)陪同他拜访了伦敦及其周围的几处公私收藏。海德利是中国陶瓷专家和绘画收藏家,当时在英国政府为促进国际文化和教育交流而成立的英国文化协会工作。

  卢芹斋安排他的外甥沈玉森负责协调陈梦家在巴黎的约见时间表。当时,欧洲主要的博物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刚刚重新开放。在斯德哥尔摩,陈梦家非常高兴见到瑞典最杰出的收藏家和学者王储古斯塔夫六世、高本汉和卡尔贝克(Orvar Karlbeck)。卡尔贝克陪同陈参观了艾利克斯·郎格恩(Axel Lundgren)的收藏。

  向中国出发回到芝加哥后,陈梦家在给洛克菲勒基金会史蒂文斯的告别信中总结了这次旅行的亮点:

  我很高兴地向您报告,我的欧洲之旅非常成功。我在英国和欧洲呆了整整一个月(1947年8月2日—9月4日),在伦敦花了两个星期,在斯德哥尔摩和巴黎各花了一个星期。我在英国停留期间,访问了伦敦、牛津和剑桥的所有博物馆以及许多私人藏家如塞利格曼夫人(Mrs. Seligman)、塞吉维克夫人(Mrs. Sedgwick),艾伦·巴洛爵士(Sir Alan Barlow),尼尔·马尔科姆爵士(Sir Neil Malcolm)和赫伯特·英格拉姆爵士(Sir Herbert Ingram)。在斯德哥尔摩,我很高兴能与卡尔贝克教授用六天时间讨论我的资料汇编工作,并一直呆在远东博物馆。王储(古斯塔夫六世)允许我在他的城堡里观摩他的私人收藏。我有幸与他谈话并讨论了两个小时。重新开馆的吉美博物馆(Musée Guimet)和赛努奇博物馆(Musee Cernuschi)精美展览令我惊讶。我带回了许多照片和拓本,希望有一天可以公诸于世。我只能懊悔自己不能在欧洲停留更长的时间以便访问这三国首都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博物馆。我知道有很多规模小但相当重要的收藏需要调查。

  我必须要再次告诉您我是多么感激您为我所做的一切。我就要满载这些财富回家了,未来它们将占用我很长的时间。9月19日我将从旧金山坐船出发,希望10月底前能到达北平。请接受我深切的感谢和最美好的祝愿。

  根据史蒂文斯关于陈梦家资助项目的最后报告,这些“财富”包括四大箱西方所藏中国铜器及其他文物的照片。洛克菲勒基金会人员的通信以及美国和加拿大的博物馆馆长和教授们的信件都表明他们强烈支持陈梦家让他在中国的同事们可以利用这些研究资料。陈的来往信件表明他那包罗万象的照片文档不仅包括他最初为《美集录》要来的照片副本,还有其他的铜器、甲骨、玉器、陶器、瓷器、雕塑、漆器以及一些绘画的照片,其中一些材料无疑就是陈梦家从芝加哥发货时在海关清单中所说的“712片幻灯片/玻璃板”。

  虽然陈一再表示希望拜访美国西海岸的公私藏家,但他回国前只在旧金山作了短暂的停留。在那里,他从长期经营中国艺术品的甘浦斯百货公司(Gump’s department store)以及中国《中国新闻》(

  Cathay News)的前摄影师、收藏家梅叶尔(Eric Mayell)处获得了一批新照片。他还拜见了新任命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第一任馆长的伊丽莎白·胡佛(Elizabeth Huff)。陈梦家可能以前在哈佛大学见过胡佛。1946年秋,她在北京用六年时间完成了叶理绥指导的中国文学方面的博士论文之后回到了美国。9月18日,在离开旧金山的前一天,陈梦家给布仑代奇寄了一张告别明信片,请求这位芝加哥收藏家将以后新收的铜器的照片全部转发至他在清华大学的办公室。一个星期后,陈梦家的船停靠在檀香山,使他能够在美国领土上对中国铜器收藏情况进行最后一次调查。刚刚被任命为檀香山艺术学院院长的罗伯特·格里芬小姐(Robert P. Griffing, Jr.)向陈梦家展示了博物馆的藏品,并及时寄给他一些铜器的照片以补充他的资料汇编。

  哈佛大学的书稿1947年10月下旬,陈梦家在清华大学继续担任教授职务,他期盼着自己6月份提交给叶理绥的那份完整书稿的出版。但它并没有出版,而且陈那份原始资料可能永远不会再现了。据我所知,1948年9月下旬到10月中旬,叶理绥的信函只有三封提及此事。其中最早的一封是叶理绥寄给史蒂文斯的,里面提到叶理绥已经指派了一个哈佛研究生来编辑文本。

  同时陈梦家也对出版延迟表示关切。1948年9月下旬,陈梦家通过后来新任命的历史系教授、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执行秘书陈观胜(Kenneth K. S. Chen)转达了自己的意见,他建议手稿在北京印刷可能更加经济。但是,这意味着要将超过一千张的照片运往中国,由于中国政局不稳,叶理绥断然拒绝这样做。叶理绥说哈佛大学董事会已批准了出版资金,并补充说,他希望在12月份收到编辑好的书稿,如果审校及时,剑桥的哈佛燕京学社就可能于1949年初出版书稿。这封1948年10月19日的信似乎是有关陈梦家手稿和照片的最后一份材料。据我所知,没有任何机构或个人的通信表明哈佛燕京学社的出版计划何时搁置,也没提到陈的书稿最后托付给了谁。

  中文版(1962)和日文版(1977)陈梦家的研究成果并没有彻底被湮埋。他回国时带回了书稿复印本、大多数铜器的照片副本和拓本,以及在项目截止日期之后收集的材料。他的来往信件表明这些材料不仅会用于未来的研究,而且还会用于中文版的出版。

  1962年,在政治压力下,考古所出版了陈梦家书稿中图录部分的中文版,名为《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这本书未标明作者为陈梦家。此书写于1960年12月的谴责性的序言中也没有提到陈的名字和《中国铜器综述》。我从中看不到陈所付出的努力。这本书出版十五年后,由于日本东京大学松丸道雄编辑的日本版《殷周青铜器分类图录》于1977年在东京出版,西方学者才第一次知道了这部著作。松丸教授在日文版序言中将陈梦家1945年在美国中国艺术协会上的讲演翻译为日文,并在悼念陈梦家时高度赞扬了他的开创性成就。

  虽然陈梦家英文手稿中最详细的提要文字在中文版中被大大缩略或删除了,但绝大多数铜器均收录在这两个版本中。这些铜器无疑是陈在美国时收集藏品照片时得到的照片副本。我们推测,仅在英文手稿中出现的铜器图片意味着他当时只收到了一张而必须提交给哈佛大学;而那些只在中文手稿中出现的照片,则是他在英文书稿上交之后又收到的新照片。只在中文版中提及了1947年参加普林斯顿会议的同事们为寻找私人藏品提供了巨大帮助。

  加拿大和欧洲手稿考古所同时保存有陈梦家对安大略皇家博物馆、英国及其他北欧收藏的中国铜器所做的笔记和收集的照片。根据后者我们知道,直到1948年9月,杰弗瑞·海德利还与陈梦家保持着联系,海德利把陈无法访问的英国主要博物馆馆长和收藏家的名单寄给他,这份名单中包括位于伦敦的大英博物馆、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位于剑桥的菲茨威廉博物馆(Fitzwilliam Museum)的馆长以及格拉斯哥的布瑞尔(Burrell)收藏。海德利建议陈梦家直接向这些人写信并说明要求,这样海德利可将能用的照片转给陈梦家,运输邮寄费用可用中国货币结算。陈梦家的照片档案可以验证他有没有按照海德利的线索去搜寻资料。

  陈梦家关于一件英藏铜器的研究确实在西方出版了。1947年11月,英国学者威廉·柯恩(William Cohn)写信给在北京的陈梦家,告诉他当年他在伦敦见过的一些著名收藏家们计划发行一本名为《东方艺术》(

  一批关注远东研究的人(马尔科姆、巴洛、英格拉姆、塞利格曼、布鲁斯〔Bruce〕、克拉克〔Clark〕、帕姆〔Palmer〕、斯帕丁〔Spaulding〕、柯恩〔Cohen〕等)决定发行一本新期刊,我应该是编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东亚杂志》(

  Ostasiatische Zeitschrift)的复兴。我非常高兴地邀请您成为我们的投稿人。我刚刚在《档案》(

  Archives)中读到了您非常有趣的一篇文章。如果您有关于这个主题的进一步研究,请寄送我们出版。您从任何渠道发表的任何文章都可以发送给我们,我们将在《东方艺术》上发表。我们没在英国见面太遗憾了。

  在陈梦家的回复中,他提出并及时提交了一篇关于康侯簋的文章。康侯簋是尼尔·马尔科姆爵士收藏的一件重要的西周铜器。陈梦家曾在《海外中国铜器图录》中描述过这件器物,并于1947年8月在马尔科姆家中验看了实物。这篇文章将是陈在西方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

  芝加哥一行的影响,北京的日程表1946年2月底,陈梦家在芝加哥致信马衡,信中总结了自己的研究进展并略述了他对在美国的中国艺术研究的个人看法。陈的信件草稿保存在考古所。信中他强调自己看到美国收藏的商周青铜器的数量之大和质量之优,这让他十分痛心,他希望中国政府能制定法律限制这些国宝出口。但在一个较为广阔的视野中,他又提出了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可以开展合法的艺术品贸易,希望将来中国的艺术复制品可以与西方艺术品交换,这将有利于国际合作与交流,也为建设中国的西方艺术博物馆打下基础。虽然西方博物馆馆长对中国历史和文献的无知让陈颇有微词,但是陈非常认可他们在博物馆设施建设方面的措施以及他们在小学、中学和大学方面的教育项目。他还认可美国大学教授开设的关于中国青铜器和绘画的专业课程。陈梦家发现很多西方专家希望再次举办一个可媲美1935—1936年伦敦伯灵顿大厦“中国艺术展”的大型中国艺术展览,他提出有明确年代专题或地理专题的海外巡展——附以详细说明、分类讲演以加强西方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尊重,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

  陈与在美国和欧洲有过丰富学术经验的教授同事们(最著名的是梁思成和艺术美学理论学家邓以蛰)在清华大学开展了雄心勃勃的、富有条理的创新计划。1947年12月,他们提交给校长梅贻琦一份正式的《设立艺术史研究室计划书》,在序言中陈和他的同事们认为,普林斯顿大学200周年庆典会议证明了西方学者在中国艺术史研究上已经有所成就,同时也向中国学者展示了在中国发展这一学科的潜力。他们肯定了西方学者在大学的艺术博物馆中设立东亚艺术部门并在大学中开设中国艺术史课程的做法,并向清华大学提出了可操作的四个步骤:

  (1)开设跨学科的人文课程,整合不同院系提供的课程。这些课程将逐渐发展成一个正式的艺术史系,教授艺术史、考古学、艺术品鉴赏的课程,也包括西方艺术和原始艺术的比较研究,并注重历史和理论的研究。将为研究生班提供出国学习的机会。

  (2)研究室配有书籍及幻灯片、摄影和制作模型的工作室。最初,这个空间具备多种功能:图书馆、研讨室、摄影工作室、演讲厅、展厅、行政会议室。

  (3)大学艺术博物馆。艺术研究之必须有博物馆,自不待言。大学博物馆之目的在搜集典型器物,用作教学之标本。

  (4)国际学术合作的具体做法提倡国内外通讯研究、交换材料、交换展览、国外专家教授之聘请、国外专习中国艺术学生之接纳。

  1948年5月2日,清华大学文物陈列室向公众开放,推出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开幕展览。陈主办了一个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及瑞典所藏中国铜器摄影调查展。与洛克菲勒基金会管理人员以及哈佛燕京学社学者们支持的目标相合,并与提供藏品资料的博物馆馆长、古董商和收藏家们的目的一致——陈梦家确实已经开始为他的中国同事们提供他在西方近三年的研究成果了。

  据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叙述,清华大学的收藏包括“中国艺术和考古学学生们感兴趣的1200件藏品;约500册古籍善本,黄金城彩票。其中许多是关于中国艺术的;约3000篇民族学方面的文章”。据说,第一组藏品包括了100多件商周铜器和1000多块甲骨。就藏品而言,陈从北京古老的街道琉璃厂古董商处购买了很多重要的铜器。他还说服卢芹斋从他纽约的画廊里选取了至少一件《美集录》中收录了的铜器捐赠。

  北平的清华大学成立了博物馆。十位教授组成的委员会负责中国艺术史和考古学的研究,包括中国绘画史权威邓以蛰教授、中国建筑学权威梁思成教授、史前陶器权威袁复礼教授,以及著名的考古学家陈梦家教授。然而,这个计划很快破产。随着1952年院校重组,清华大学人文部门解散,博物馆关闭。陈梦家随后在考古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古文字学、政治社会史的研究,其中许多研究现在看来结合了西方的方法论。包括他对西周铜器的开创性研究——《西周铜器断代》,发表在1955—1956年《考古学报》上,当时他任《考古学报》编辑委员会委员。学者们习称此书为《断代》,这项研究收录了他在白金汉目录中总结并在《中国铜器综述》中论述的年表,还进一步发展了他的根据年代系联铜器并分组的研究方法。陈在国外的经历使他能够将西方收藏的铜器与中国保存或考古发现的铜器进行比较。其中包括一些英文版《美集录》没有收录的铜器,因为这些照片是他将书稿提交之后收到的(如布仑代奇收藏的冉方鼎),也包括他在纽约战时库房中研究的欧洲藏品(如戴维·威尔收藏中的一对令簋),或是在他1947年8月访问欧洲时搜集的资料。

  然而,陈梦家在国外的经历使他在政治运动中成为受冲击的对象,他于1966年离世。1978年,在夏鼐的主持下在帮他恢复了名誉,他在中国古代研究领域的杰出贡献和对西方研究模式所持的开放态度得到盛赞。他七十年前在芝加哥完成的针对历史、文化、考古和风格问题的英文巨著,仍然是他具有深厚学术功力并乐于与西方学者和收藏家分享研究成果的第一手证明。他应该预见到了这部著作会有中文译本的出版,中文版是对陈梦家的献礼。

  致谢故宫博物院的王睿在1997年夏天访问芝加哥期间提出了这项研究。我们得到了位于纽约州斯利皮霍洛洛克菲勒档案中心工作人员提供的必要协助。在随后的几年中,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的档案工作人员、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院和里根斯坦图书馆、普林斯顿大学的穆德图书馆以及弗利尔美术馆都对我帮助巨大,其他几家美国博物馆的文件管理器和馆长也对我有所帮助。李峰建议了研究重点并就材料提出了若干关键问题,对我的研究很有帮助。

  1999年,在赵萝蕤(已故)的同意下,考古所的王世民和乌恩慷慨授权我和王睿查阅陈梦家在该所保存的来往信函。而亚洲文化委员会的资助使我能够在北京与王睿一起工作,查阅陈梦家的英文手稿《美国所藏中国铜器集录和中国铜器综述》。王世民、乌恩(已故)、张长寿、陈公柔(已故)、王世襄(已故)和周永珍(已故)诸位先生,以及芝加哥的钱存训先生(已故)耐心地回答了我的问题。

  赖德霖、来国龙、王友琴、玛格丽特·莱森(Margaret Larson)、陈永福(音)提供了基本翻译。本文之前的版本因为收录了大量资料而非常冗长,内奥米·理查德(Naomi Noble Richard)在文章的结构和表达上提供了帮助。托马斯·莱顿(Thomas Lawton)、夏含夷(Edward Shaughnessy)、李峰都慷慨地提出了批评,特别是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审查出了本文若干不准确的地方。其余责任在于笔者。